导语： 《每周经典》是砺石商业评论推出的一个内容专栏，每周日都将由砺石创始人刘学辉先生为读者推荐一本全球经典书籍。本周推荐的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 刘学辉/推荐 砺石商业评论/编辑 1748年秋天，《论法的精神》在日内瓦匿名出版时，孟德斯鸠已经59岁。为了这本书，他准备了整整二十年，卖掉波尔多议会议长的世袭职位，游历奥地利、意大利、德意志、荷兰，在伦敦一住近两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回到法国后又埋首故纸堆，研读法律、史书、游记、航海日志。全书共六部分三十一章，约六十万字，是启蒙时代体量最大的政治学著作之一。 它得到的待遇也配得上这个体量，两年内重印22版，被迅速译成多种文字；同时，索邦神学院对它发起审查，1751年罗马教廷将它列入《禁书目录》。书商为它兴奋，教会为它恼怒，伏尔泰称赞它是“理性的法典”。而它对后世最直接的影响写在两部文献里：1787年的美国宪法，和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十六条——“ 凡权利无保障、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要理解这本书为什么有如此分量，需要先弄清它的书名。孟德斯鸠讲的不是法，而是法的“精神”，那些藏在法律条文背后、决定法律为何如此的东西。 1 法是“必然关系”：一本书的方法论革命 全书第一章第一节，孟德斯鸠给出了一个极其宽泛的定义，“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他接着说，上帝有上帝的法，物质世界有物质世界的法，禽兽有禽兽的法，人类有人类的法。 这个定义在今天读来平平无奇，在当时却是一次方法论上的爆破。在此之前，主流的回答是，法来自上帝的意志、君主的意志，或自然法的永恒准则。而在孟德斯鸠这里，法成了一种需要被解释的东西，它不是被颁布出来的，而是从一国所处的全部条件中“生长”出来的。他在序言里说得很直白，他首先要研究人对人的关系，并由此追问，法与一个国家的政体、气候、土壤、民族性格、风俗、宗教、贸易有什么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就是“法的精神”。 这决定了全书的写法，不是从原理推出结论，而是把世界各国的制度与法律摊开来做反复交错的比较——罗马、雅典、斯巴达、法国、英国、中国、日本、波斯、印度……每一章都在不同文明之间来回跳跃。后世公认，这是第一部完备的比较法学巨著；更有一层后来才被看清的意义，涂尔干1892年的拉丁文博士论文，写的正是孟德斯鸠对社会学的开创之功。在社会科学尚未诞生的年代，他已经用“社会的总体状况决定法律形态”的思路写作。年鉴学派史学后来追溯谱系时，也把他奉为先驱。 2 三种政体，三种发动机 第一编是全书的理论地基。孟德斯鸠把政体分为三种：共和政体（全体人民或部分人民掌握最高权力，又分民主与贵族两型）、君主政体（一人统治，但依既定的法律行事）、专制政体（一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情绪统治一切，“既无法律又无规章”）。 真正的洞见在下一步。他说，每种政体不光有“性质”，还有“原则”——性质是政体的结构，原则是让它运转起来的情感，是“人的激情在政体中的配置”。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主要是爱法律与爱平等这种政治性的美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宠，是贵族对名誉与优越感的追求；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他打了个比方，原则之于政体，如同发动机之于机器。 法律必须与政体的原则相适应，共和国的教育法要教人爱平等，君主国的教育要教人识尊卑，专制国家的教育则几乎等于零，因为它只需要把恐惧压进人心。 顺着这条轴，第一编后半部分展开了一系列在当时极为大胆的分析，政体的原则如何决定民刑法的繁简、审判的形式、刑罚的轻重；专制国家为什么刑法最严酷；君主国为什么需要而且实际上比“宽和的共和国”更能容忍奢侈；妇女地位如何随政体原则变动。第八章论政体的腐化，是全编的收束，也是他全部政治学的心理机制：每一种政体的覆灭，几乎都始于原则的败坏——民主政体死于极端平等（人民“连自己不能胜任的事也要做”）、死于品德的流失；君主政体死于荣宠的贬值，当荣誉不再约束君主与贵族的野心时，它滑向专制；而专制政体无所谓败坏，它本身就是败坏的状态，只靠恐惧勉强维持。 对后世读者来说，这套框架最有价值的地方或许在于，它把“制度的好坏”从道德问题变成了机制问题。一个政体能否存续，不取决于统治者是否贤明，而取决于支撑它的那种情感——品德、荣宠或恐惧——是否还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当发动机熄火，再精巧的法律条文也只是一纸空文。 3 自由与分权：全书最著名的十一卷 第二部分论国家安全、战争、政治自由与税收。其中第十一章第六节“论英格兰政制”，是全书被引用最多、影响最大的一节。 孟德斯鸠先给自由下了定义。他拒绝把自由理解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政治自由也不是无拘无束，而“是一种心境的平安状态”，来自每个公民不必惧怕另一个公民的那种安全感。有了这个定义，问题就变成了，什么样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