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何 前段时间，我写过一篇《灵活就业是福利？那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想要一份稳定工作》。 当时写的是灵活就业内部的差别。 一个有技能、有积蓄、有客户的人主动离开公司，自由职业确实可以换来更多时间和选择。 另一些人找不到稳定岗位，只能送外卖、跑网约车、做日结，他们得到的“灵活”里，自由没有那么多，风险倒是实实在在。 收入本来就不稳定，一场病、一次工伤，或者连续几个月接不到活，都可能很快把生活打乱。 最近又看了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聂日明写的《灵活就业为什么没有得到真正的保护》。 里面有一组数据，把我之前没有展开的地方补上了。 聂日明引用西财的社会调查数据，2022年，在非农劳动者中，收入最低10%的人，未签劳动合同的比例达到63.1%；收入最高10%的人，这个比例只有14%。 也就是说，收入越低，劳动合同的覆盖率越低。 收入稳定、坐办公室、抗风险能力相对更强的人，往往有合同、有单位缴社保，也更容易享受到带薪休假、工伤保护和经济补偿。 到了收入最低的那批劳动者，工作风险更高，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差，劳动关系反而更松散。 他们可能今天在工地，明天去仓库做日结，后天又跑平台订单。 一旦出了问题，连应该找谁负责都可能先争一轮。 这和我们现有劳动保障制度的结构有关。 很多劳动权利都以劳动关系为入口。 一个人进入一家单位，签劳动合同，单位发工资、缴社保，工伤、失业、休假、经济补偿等一系列权利和责任，也就有了相对清楚的承载主体。 过去就业关系比较稳定时，这套安排比较容易运转。 现在的劳动市场已经复杂得多。 一个人可以同时在几个平台接单，一年换几种职业； 企业大量使用业务外包、劳务公司、项目合作和按件结算； 平台和劳动者之间究竟属于劳动关系、承揽关系还是其他合作关系，现实中也经常需要单独认定。 劳动每天都在发生，承担劳动的人也真实存在，但很多保障仍然需要先解决一个前置问题，那就是这个人究竟算谁的员工？ 身份一旦说不清，后面的责任就容易跟着悬空。 这里还有一个更棘手的现实。 工资、社保、带薪休假、工伤保护、经济补偿，这些权利当然都应该有。 可落到企业账上，最后算的是一个岗位一年到底要花多少钱。 生产率高、利润空间大的行业，能够承担更完整的用工成本。 一些利润薄、劳动生产率低、价格竞争又激烈的行业，对新增成本会敏感得多。 当越来越多的保障义务集中在正式劳动关系上，企业也会重新计算这个岗位应该怎样存在。 可以少招人，可以把一部分工作交给机器，也可以把岗位拆出去。 原来自己招聘的配送员，变成第三方配送公司的员工； 原来的酒店保洁，交给外包公司； 再往后，外包也可能继续拆成平台接单、众包或者个人承揽。 岗位还在，工作内容甚至没有多少变化，只是用工关系已经换了几层。 聂日明文章里梳理的变化大致也是这个方向，从正式工到派遣、外包、平台，再到没有合同的临时用工。 每往外走一层，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更松，原本附着在正式劳动关系上的权利也更难完整保留下来。 这并不意味着劳动标准应该降低。 麻烦在于，如果政策主要把保护继续叠加在正式就业这一端，已经掉到体系外的人未必能够跟着受益。 举个例子。 假设一家企业原来直接雇了100个人。 劳动标准提高以后，正式员工的社保、休假、补偿等成本都上去了，企业最后只保留60个正式岗位，剩下40个人的工作改成外包、众包或者临时合作。 那60个人当然受益了，劳动合同更规范，保障也更完整。 可另外40个人并没有消失，他们还在干原来的活，只是被挪出了正式用工体系。 原来能享受的一部分劳动权利，也可能跟着一起没了。 如果只看那60个正式员工，劳动保护确实提高了。 可把100个人一起算进去，画面就没有那么好看了。 是一部分人的保障变厚了，而另一部分人却被挤到了保障更薄的地方。 这才是问题。 保护标准越来越高，企业就越有动力把一部分人移出正式用工体系。 最后正式工更规范了，正式工也更少了。 这和我之前写社保夯实时碰到的问题很接近。 依法缴社保、做实缴费基数，本身都有明确的制度依据。 但企业端的综合用工成本和低收入劳动者个人缴费负担如果同时往上走，市场也会重新选择就业形式。 企业可以继续把岗位外包出去。 一部分劳动者也可能更愿意接受少缴社保、现金收入更高的工作。 最后会出现一种并不陌生的情况，正规就业越来越规范，一部分低收入岗位则离正规就业越来越远。 截至2024年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分别为7057万人和6615.9万人。 目前常见口径下的灵活就业人员规模约为2亿。 由于这几个数字的统计范围并不完全一致，不能直接拿来计算所谓“参保率”，但数量级之间的差距已经足够明显。 这批人当然不等于完全没有保障，有人参加居民医保，也有人通过其他方式参保。 可传统职工社会保险体系能够覆盖到多少灵活就业者，依然是摆在眼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