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春，陕西临潼干休所，62岁的曾志提起笔，分别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她没有诉说个人委屈，只把眼前的实际困难一一写清：组织关系、工资待遇、医疗保障和生活供给，都需要有明确的管理渠道。信写到末尾，她提出，希望转归军队管理，并请求每年发一套军装。 这封信的背后，藏着一段并不轻松的经历。曾志并不是刚离开机关的普通干部，她参加革命多年，早在井冈山和闽西时期，就与毛泽东有过共事。她性格直，遇事敢说，和毛泽东相处时，也并非一味恭敬拘谨。 1929年冬，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会议。那段时间，贺子珍怀有身孕，毛泽东即将随部队转移，无法把她带在身边。临行前，毛泽东找到曾志，希望她多照顾贺子珍。 曾志听后，误以为毛泽东要她放下自己的工作，专门留在贺子珍身边，于是当场顶了回去：“我有自己的工作，哪有时间伺候她生孩子？” 毛泽东也提高了声音：“就是要你照顾！” 曾志不肯退让：“就是不照顾！” 两人争执几句后，毛泽东才解释清楚，他所说的照顾，并不是让曾志全天护理贺子珍，而是希望她在生活上多关心这位战友。曾志听明白后，马上承认是自己误会了。她和贺子珍关系本来就很好，行军途中常常同吃同住，彼此照应。 毛泽东离开后，曾志把贺子珍接到身边住了二十多天。贺子珍腹部日渐隆起，原来的衣服穿着紧绷，曾志便把自己从没收物资中分到的宽大棉袄和罩衫拿出来给她。这样的照料，不是口头上的客套，而是艰苦岁月里的实际担当。 有意思的是，曾志后来还见证了毛泽东与贺子珍关系中的另一面。多年后，毛泽东曾向她谈起这段婚姻，表示两人毕竟共同生活了十年，感情并非说断就断。贺子珍后来前往西安，又赴苏联治病，毛泽东并不愿她离开，只是双方矛盾积累，最终没有留住。 1946年，曾志与贺子珍再次相逢，距离上一次分别已经过去十六年。曾志夹在老战友之间，既了解贺子珍的脾气，也知道毛泽东心里的牵挂。后来毛贺在庐山重逢，曾志曾为此传递消息、沟通情况，但她并没有把自己放在这段关系的中心。 毛泽东对曾志的认可，还体现在一次名单调整上。1959年审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单时，他发现其中没有曾志，便问：“怎么没有曾志？她工作得不错嘛。”随后，他亲笔把曾志的名字补了上去，并评价她是“善良的同志”。 这句话让陶铸颇为疑惑。曾志却没有多作解释。因为早在1954年，相关名单中原本出现过她的名字，后来陶铸亲自将其划去，换上了另一位女同志。此次毛泽东重新认可她，曾志心里自然明白其中分量，也不愿再与丈夫争论旧事。 1969年陶铸去世后，曾志一度被安排到偏远山村生活。她在那里住了三年，过普通农民的日子。1972年，在周恩来关怀下，她离开山村，来到陕西临潼干休所。但新的问题随之出现：她的工作关系、生活供给和医疗待遇，究竟由哪里负责，并没有完全理顺。 曾志考虑得很实际。若要长期在干休所生活，最好转入军队系统管理，而转为军人，又涉及编制、待遇和服装供应等问题。于是，她没有托人转告，也没有绕圈子，而是直接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说明情况，提出请求。 不久，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把她叫到西安谈话，转达了两位领导人的批示：“主席和总理都同意你回北京。”李瑞山同时说明，若留在西安，陕西可以安排她继续工作；若回北京，今后恐怕不便再安排具体职务。 选择摆在面前。曾志最后决定回北京。对她而言，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调动，而是组织关系和晚年生活归宿的重新确定。毛泽东批示中的“同意回北京”，也为这位老革命的漫长军旅与地方工作经历，落下了一个明确的句点。 特别